可再生能源发展和煤电转型如何兼顾低碳与保供

近日，由自然资源保护协会（NRDC）和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主办的“‘双碳’目标下电力低碳保供策略与政策研究系列研讨会”在线上启动。首期研讨会的主题为“加快可再生能源发展，推动煤电功能定位转型”。中国能源研究会能源与经济专委会主任戴彦德、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希良、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院长郑新业、中国华电集团公司副总会计师陈宗法等专家参会。

NRDC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张洁清表示，电力低碳转型绝非易事，需要兼顾低碳与保供，协同推进煤电的转型退出和可再生能源加速发展，处理好发展和减排、整体和局部、短期和中长期的关系。特别是对存量规模巨大的煤电，当下的关键是要尽快明确不同阶段煤电定位与价值，并建立相适应政策市场环境，使煤电积极转向调节备用、兜底保供资源，在低碳转型的同时，更好地为近中期的电力供应安全和可再生能源发展服务。

中国能源研究会理事、中国华电集团公司副总会计师陈宗法提醒煤电行业不要低估能源清洁低碳转型速度。他建议，对于传统煤电，要转变定位，以“清洁、⾼效、灵活、托底”为转型⽅向，实施“严控增量、改造存量、有序减量”策略，具体走“煤电+”以及“严建、改造、延寿、减发、退岀”的路子。“十四五”期间，对煤电存量机组，要通过淘汰关停、容量替代、重组整合、“三改联动”、应急备⽤，达到“低能耗、低排放、⾼能效”与“弹性出⼒”的要求，提⾼电⼒容量、灵活调节、清洁低碳等多维价值，并通过容量市场、辅助服务市场、碳市场兑现，以对冲煤电利用小时下降、电能量收入减少的风险。同时，为消纳新能源、能源保供提供支撑。

对于可再生能源，陈宗法表示，要保持战略定力，全⼒跑出发展加速度。“十四五”期间，要以⾼质量跃升发展为主题，以沙戈荒新能源大基地建设为重点，通过⼤规模、⾼⽐例、⾼质量、市场化“四⼤发展”，⼤⼒实施可再⽣能源替代⾏动，来⽀撑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发展方针也要进一步多元化，集中式与分布式、陆上与海上、就地消纳与外送消纳、单品种开发与多品种互补、单⼀场景与综合场景、发电利⽤与⾮电利⽤多措并举来推动可再生能源跃升发展。同时，要着力解决新能源快速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如要求配套煤电储能、用地用海限制、非技术成本增加、参与市场交易风险凸显、新项目盈利能力下降等问题。

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希良表示，碳达峰、碳中和与国家气候变化目标相关。要实现“双碳”目标，2030年以后特别是2035年以后，能源系统转型尤其是电力系统转型需要加速，因为电气化大趋势下电力系统是能源系统的核心，而风电和光伏将成为未来电力系统的主力。电力和工业需要在“十五五”初期碳达峰，否则2030年实现碳达峰的目标将面临较大的挑战。研究显示，2030年前，能效提升对能源系统碳中和的贡献占比可高达66%。为了实现“双碳”目标，除了技术上需要创新外，还需要体制与机制创新，包括电力市场改革、碳市场发展以及碳市场与绿色电力市场协同，尤其是碳市场将会对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发挥较大的作用。

围绕实现可再生能源与煤电协调发展的路径这一议题，张希良表示，我国提出2030年风电和光伏要达到12亿千瓦以上，但是根据我们的计算，2030年风电和光伏需要达到18亿千瓦才能真正满足国家的新增的能源消费需求。在2025年和2030年，风电光伏还不能满足能源需求，仍需要煤电来保证。可再生能源具有非常大的潜力，但是大比例的新能源占比也会造成较大的问题，需要发展容量市场、继续推动市场化。过去可再生能源都是从供给侧提供补贴等政策来驱动，将来应考虑如何激励需求拉动可再生能源消费，例如推动绿电市场、碳市场和可再生能源融合从而促进可再生能源更好的发展。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院长郑新业表示，经济高质量发展对能源的要求，是既要保障有能源可用，又要低碳清洁，还要有价格竞争力。他强调，以风光为主的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并不等于有效容量，在现阶段可再生能源需要火电来提供调峰备用。另外，不同地区不同人群碳排放差异很大，碳减排的成本和收益是不对称的。收益无法确权，很难匹配。由于碳减排是有成本的，但是直接收益并不明确，所以国内政策的着力点应该是那些二氧化碳排放比较多的地区和行业。如果按纯排放领域，应主要集中在二氧化碳排放大省和大行业。但综合来看，排放大省山西重要，北京同样很重要。山西减排潜力比较大，但北京减排带来的价值比较高。他认为电价调整是必要的。系统成本和电网成本等加在一起的时候，供电的成本就会上升。随着供给侧产业结构越来越清洁，需求侧的价格承受能力越来越高，能够更多承受比较高的转型成本，能源价格冲击没有想象的那么大，要用好政策工具，匹配和发展阶段相适应的价格政策和机制。

中国能源研究会能源与经济专委会主任戴彦德表示，全球碳中和势不可挡，机会难得，应当放眼未来，把握大势，顺应大势，抢得碳中的科技先机。整体来看，碳中和是实现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是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必然选择，我国应当坚定强国、美丽中国、碳中和三个目标并举，谋划能源的发展。在近期，应当以安全保供和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为目标，谋划布局煤电项目；中期应当依靠储能技术与电网技术的发展，减少对煤电项目的依赖；远期，煤电应当CCS+CCUS下脱碳运行；在长期，应当依靠新一代受控核聚变技术，退出能源市场。

论及可再生能源高质量发展和煤电定位功能转型相应的政策保障，戴彦德表示，2060年前实现碳中目标，需要把能源经济效率在现在的基础上提升三倍，并颠倒现在的能源结构，把化石能源从85%降至15%，非化石能源从15%提升至85%，并实施去煤、去油等重大战略。实现碳中和目标，需目标引领，政策保障，创新驱动，并立即行动，严控高耗能高排放项目的建设。实现碳中和目标急不得，但更是等不得。这期间，就需要智库深化研究，系统研究，拿出方案，提出建议。

谈及电力体制改革时，戴彦德表示，要保证公用事业部门维持行业基本的利润率，防止煤电部门出现大幅度亏损，促进行业有序、健康地转型发展。谈及碳中和的路径时，戴彦德认为，发展可再生能源是根本，但提高能效是关键；转变经济方式是前提，提高民众的意识是基础。希望全社会更加关注能效的提升和经济的转型发展。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林伯强表示，中国的煤炭消费和煤电约占全球总量的一半，因此煤电转型和煤电退出问题必须由中国来解决。煤电应当成为碳中和的助力，为碳中和保驾护航。煤电经过改造是很灵活的，同时可以为可再生能源稳定提供服务和为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保驾护航。

煤电在长期最终是要退出的，这就要求清洁能源增长速度能够跟上能源电力需求的步伐。短缺是最大的能源安全问题，因此必须要重视清洁能源增长速度与化石能源退出的协调问题，能源供给与需求的匹配是核心。

目前来看，中国在新能源系统的技术上跟发达国家相差不大，但在产业链上先进很多，全产业链的竞争力非常强。这意味着中国终于有一次机会可以站在世界技术的前沿并拥有全球市场，这是很激动人心的事情。在政府支持下，资本市场和全国上下同心一致，在新能源板块发力，中国很可能有机会领先世界发展。